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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松:對我國緩刑制度的思考
作者:吳松   發布時間:2015-10-27 10:49:57


    緩刑制度是一種附條件地不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產生于19世紀中期,是一種附條件地不執行原判刑罰的制度。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犯罪非刑罰化和刑罰非監禁化的浪潮,世界各國逐漸實現了刑罰模式由監禁刑向非監禁刑的轉變。緩刑制度,作為世界各國一項重要的刑罰運用制度,就是在這一大趨勢下發展并完善的。該制度充分體現了懲罰與寬大相結合、懲罰與教育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符合刑法的人道化、輕緩化、謙抑性和個別化等現代刑法理念。因此,學者們對它予以高度評價:“緩刑是當代刑罰制度的寵兒”。可以說,緩刑制度的立法設計和司法運用,消除了短期自由刑存在的弊端,節約了司法成本,在維護社會穩定、幫助罪犯改造及重歸社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2011年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對緩刑的規定做了較大修改,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表明我國的緩刑制度又前進了一大步。盡管如此,我國緩刑制度仍然存在著緩刑適用條件立法規定不足、適用中可能出現隨意性、適用不規范、不準確、不利于實現司法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沒有專門的監督考察機構、緩刑監督考察的規定有待完善等問題。本文試就當代我國緩刑制度立法、適用等方面的不足及如何完善進行思考探究。

  一、《刑法修正案(八)》對緩刑制度的最新規定:

  (一)修改了緩刑適用的條件

  1.明確了緩刑適用的實質條件。原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據其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該條對緩刑的適用條件規定得比較抽象,可操作性不強。《刑法修正案(八)》將該條修改為:“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宣告緩刑,對其中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應當宣告緩刑:(一)犯罪情節較輕;(二)有悔罪表現;(三)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四)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

  2.增加了緩刑適用的排除條件。刑法第七十四條修改為:對累犯和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得適用緩刑。增加了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不得適用緩刑這一排除條件。

  (二)增加了特殊群體適用緩刑的有關規定

  修改后的《刑法》明確規定,對于不滿十八周歲的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犯罪,只要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予以緩刑。該規定在緩刑適用以刑期和刑種為標準的基礎上,增加了緩刑適用的具體對象,體現了對于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體犯罪從寬處理的刑事政策。

  (三)通過社區矯正對緩刑人員進行監督考察

  修改后《刑法》第七十六條規定: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依法實行社區矯正,如果沒有本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的情形,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并公開予以宣告。該規定明確了通過社區矯正來對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進行監督考察,這是本次刑法修正的一大亮點。社區矯正制度第一次被寫進刑法,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緩刑的監督考察真正地和社區矯正結合在一起,意義重大。

  增加了予以緩刑撤銷的情形

  《刑法修正案(八)》將刑法第七十七條第二款修改為: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關于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或者違反人民法院判決中的禁止令,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這兩點變化有著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增加可以對緩刑人員作出指示性規定的規范性文件,從而最大程度地約束緩刑人員在緩刑考察期間的行為。

  二、我國緩刑制度立法及適用中的不足:

  (一)立法對緩刑適用條件規定的不足

  刑法第72條規定的緩刑適用條件: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踐中法院掌握為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也就是說不論刑法規定的犯罪法定刑是什么幅度,只要法院經審理認為本案應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同時符合刑法第72條規定的四項條件的,都可能判處緩刑,造成法院自由裁量權過大,可隨意適用緩刑。致使緩刑適用不規范。如果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確定為法定刑,那么同時具備“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四項法定條件的輕罪和較重的罪在刑法立法上法定刑區別開來有什么意義呢?顯然輕罪和重罪在量刑上應區別對待。

  (二)緩刑適用的透明度不高、社會公信力不強

  司法實踐中,對犯罪分子適用緩刑,一般都是法院合議庭或者審判委員會根據刑法規定的緩刑適用的四個實質要件,認為符合緩刑條件的,作出適用緩刑的判決。我國合議和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形式是不公開的,既便是當事人和辯護人也無法查閱合議筆錄和審委會筆錄,除判決書中表述“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這一籠統的理由外,誰也不知道法官對“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標準是如何掌握的。司法實踐是將抽象的法律條文適用于具體的案件、具體的每一個犯罪嫌疑人,需要考慮諸多因素,比如被告人的犯罪情節、性質、后果、認罪態度、悔罪表現、社會、家庭幫教等等,這些在判決書中都無法具體表述,也無從表述。對一個被告人適用緩刑,看不到為什么適用緩刑,社會難以理解。導致有的案件適用緩刑的社會效果不好,還有可能導致其他被告人上訴,增加不必要的訴累。

  緩刑適用只有法官裁量權而沒有檢察官裁量權(求刑權)、沒有社會(或群眾)的參與權。從實踐情況看,目前對犯罪分子適用緩刑,主要限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在起作用。例如,刑法上規定對緩刑適用的條件之一是“沒有再犯罪的危險”,這主要就是法官依據自己的自由裁量權作出判斷。換言之,是否適用緩刑是基于法官的主觀性判斷。而在檢察機關方面,當前,檢察機關比較關注的是自己提起公訴的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決,是否對被告人判處了實刑,而幾乎沒有在提起公訴的同時要求對被告人宣告緩刑,并且也極少就人民法院對某個案件的判緩刑發表不同意見

  (三)司法實踐中過多適用緩刑有負面作用,不利于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新刑法對于1979刑法而言,“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諸多方面已凸顯了我國法制的進步。但是,新刑法并未在立法上對容易導致自由裁量權濫用的緩刑不當適用這一問題進行具體規制,使得自由裁量權的運用仍充滿了法外變數,法官對犯罪人在法定情形以外宣告緩刑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有個別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權謀取私利。在加強和完善刑事法治的今天此問題應引起足夠重視。在審判實踐中,緩刑適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主要表現有多種,如避重就輕,盲目判緩。實踐中,由于少數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對那些罪行較重,不能判處緩刑或不適宜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僅僅由于其自身存在有自首或其他一些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在審判過程中,法官就過多地考慮到這些從輕或減輕的情節而忽視其罪行、犯罪情節等方面因素而盲目判處緩刑。有的對于本應依法判處實刑的犯罪分子,卻以罪犯有自首情節或認罪態度好為理由,脫離罪犯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這兩方面的客觀情況,隨便判緩;有的對那些罪行較重的罪犯特別是在附帶民事訴訟的故意傷害案件和盜竊犯罪案件中,僅以其民事賠償或交納罰金的多少來決定是否判處緩刑。

  據筆者所知,基層法院對過多適用緩刑的案件類型主要有以下幾種:

  1、故意傷害案。輕傷害案只要雙方當事人和解,達成賠償協議且已履行,被害人諒解被告人,法院就判處緩刑。重傷害案件,如果符合這些條件的,法院也適用緩刑。

  2、交通肇事案。對于雙方當事人達成賠償協議且已履行,被害人或其親屬表示諒解被告人的案件,法院判處緩刑。

  3、危險駕駛案。對于被告人體內酒精含量不是特別高的,沒有造成交通事故的等嚴重情況的,法院一般判處緩刑。

  4、非法經營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等某些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犯罪案件。對此類案件只要被告人、被告單位足額交納罰金的,某些法院多判處緩刑。

  5、職務犯罪案件。對于貪污、受賄罪案件,犯罪數額在5萬元以下的,或者5萬元以上,但有自首或立功情節的,多判處緩刑。職務犯罪案件輕刑化比較突出。

  筆者認為,對上述輕傷害案件、交通肇事案、危險駕駛案符合上述情形的,如果確實符合法定緩刑條件的,適用緩刑較合適。但是,對重傷害案件,既然法定刑在三年以上,不適用緩刑為宜。破壞市場經濟犯罪案件,適用緩刑當然不能只看是否足額交納罰金,要看具體案情,適用刑罰最終要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如果緩刑適用過多,容易讓人誤認為只要積極賠償、交納罰金就可能獲得緩刑,不利于打擊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刑法的懲戒、懲罰性功能,也不利于實現辦案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更談不上兩種效果的有機統一。

  (四)緩刑適用制度缺少有效的監督機制

  緩刑適用的決定權在于法院,它是法院審判權的一個方面。任何權力都應當受到有效的監督,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司法實踐中,也確實存在少數法官對本不該適用緩刑的被告人而適用緩刑,適用緩刑的不公開、不透明,為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便利。當然,檢察機關可以抗訴,但是,有很多案件并不明顯,是否適用緩刑可能只是認識上的差異,檢察機關不會也不可能對那種可以適用也可以不適用緩刑的案件提出抗訴,檢察機關的這種抗訴權對緩刑的適用并沒有有效監督。或者可以說由于緩刑條件立法的不足,對有些緩刑案件檢察機關也無法抗訴。另外,緩刑適用的不公開,使本來就沒有統一標準的緩刑適用缺少了社會監督,公眾對一被告人是否應當適用緩刑缺少理解,對于如何適用更不理解。對犯罪分子適用緩刑時,盡管在作出緩刑宣告之前法官也要考慮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但這種意見可能并不全面,群眾與社會對這一過程看不見,他們無法對各方面的意見與影響作出自己的評判,因而難以使緩刑的決定置于社會的監督之下。缺少有效監督的緩刑適用制度可能滋生著司法腐敗現象。從另一角度看,有些案件本應當適用緩刑,但是法官為了避嫌而不予適用,免生是非,這些現象都影響緩刑科學合理的適用。

  (五)沒有專門的監督考察機構

  《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對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實行社區矯正,從而取代原刑法中“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配合”的規定。原來作為監督考察機關的公安部門已經從立法上被排除,緩刑的監督考察機構亟待明確。

    緩刑監督考察的規定有待完善

  原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了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期間應該遵守的考察規定。《刑法修正案(八)》在原刑法基礎上補充了緩刑監督考察方面的規定,如禁止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等。這些規定是對犯罪分子行為控制方面的規定即消極的禁止性規定,缺少對其再社會化方面的規定即積極的責任性和權利性規定。因此,應通過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或者其他相關規范性文件完善緩刑監督考察方面的規定。

  三、對完善我國現行緩刑制度的建議:

  (一)立法應明確規定緩刑適用條件

  1、刑法應明確規定緩刑適用條件“對于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中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應為法定刑,而非宣告刑,防止法院隨意適用緩刑。

  2、立法上應對是否適用緩刑設置量化標準,出臺“明文規定”。總結長期以來的司法實踐經驗,對判斷實質要件的標準予以具體化,明確規定法官在判斷行為人有無人身危險性從而裁量適用緩刑時,應考慮下列因素:(1)未成年犯。這些罪犯中大部分人可塑性大,易受環境影響,從司法實踐來看,對這部分罪犯判處緩刑,借助學校、家庭、社會力量進行教育、感化、挽救,效果較好。(2)脅從犯。由于其系被脅迫、誘騙參加犯罪,主觀惡性不深,放在社會上較容易改造。(3)過失犯、中止犯、因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構成的犯罪。此類犯罪,行為人主觀惡性很小,一般再犯可能性不大。(4)情節一般之初犯。這部分罪犯中很多人是由于一念之差走上犯罪道路,犯罪后又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為,希望政府給他們一次重新做人的機會。因此把他們放在社會上改造,能促使他們遵紀守法,不再重新犯罪。(5)因民事糾紛,特別是家庭、親屬、鄰里之間的糾紛引起的犯罪中的罪犯,只要危害后果不大,均可考慮適用緩刑。這有利于鄰里和睦、家庭穩定,減少損害結果和彌補被害人的經濟損失。(6)一般犯罪具有自首、立功的情節。罪犯能夠投案自首,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等其他的立功表現,表明其能夠悔過自新,重新做人。

  (二)增設緩刑聽證制度

  在開庭審理中,訴訟各參與人對被告人提出適用緩刑的請求或建議的,合議庭在開庭審理之后,經評議認為對被告人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并且可以考慮對其適用緩刑的,應當舉行緩刑聽證。設置緩刑聽證程序有這樣幾個優點:首先,它將現在的人民法院決定宣告緩刑變成了陽光下的操作,將緩刑決定過程置于社會與群眾的監督之下;其次,它將現在的緩刑決定由純粹的法官裁量變成了公訴機關、考察機關參與決策,再加上有其他相關單位或者社區組織的參與,體現了分權與制衡的原則;再次,由于在緩刑決定作出之前充分聽取了多方面的意見,使得緩刑在宣告之后更容易得到各方面的遵守與執行;最后,以緩刑聽證程序的設置,可以使緩刑的宣告更加準確而恰當,從形式上體現了公正,為實質上的公正提供了形式要件。

    (三)建立緩刑人格調查制度

  在我國,適用緩刑進行再犯預測,是以犯罪情節和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現為根據的,但僅據此進行再犯預測是不夠的,提高適用緩刑再犯預測的水平有很大的余地。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在適用緩刑前對行為人進行調查,在適用緩刑前征求行為人住所地、工作單位的意見,判前建立人格調查制度,以提高再犯預測的準確率,降低緩刑適用的風險。

  人格調查制度,又稱判前調查,是指為了在刑事程序上對每個犯罪人都能選擇恰當的處理方法,使法院能在判決前的審理中,對被告的素質和所在環境作出科學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人格調查應包括以下內容:

  1、犯罪與違法行為的調查。主要是調查犯罪分子的犯罪與違法經歷。

  2、社會調查。主要包括:一是了解罪犯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情況,監護人的住址、職業、資產、健康情況,父母的個性與和睦情況等;二是犯罪分子學歷、學習成績、嗜好,對學校老師的態度,退學理由及升學愿望等情況;三是居住地和近鄰的環境,近鄰對犯罪分子的信任,以及被告人過去和現在的交友的情況;四是就業歷史、出勤狀況、工作成績,對工作抱有的希望與態度、與同事的關系等情況;五是被告人過去與現在的經濟狀況情況;六是被告人的道德品質、宗教信仰、娛樂、習慣、興趣等情況;七是婚姻情況等。

  3、調查確認。對罪犯適用緩刑時,在判決前,法院還應當征求罪犯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等方面的意見。調查人員經過訪問犯罪分子的家庭、單位、近鄰等方法,確認調查的真實性。法院征求單位的意見,不是聽信單位意見,對罪犯所在單位的意見,法院一要征求,二要分析。因為對于單位要求對罪犯適用緩刑的,有的是真正出于挽救的目的,全面看待被告人,客觀地提出建議;有的是出于人情人際關系或是出于小團體利益等,因此,法院既要征求單位的意見,又要綜合地加以分析。以上三方面的調查,形成被告人的人格調查表,作為對被告人是否適用緩刑的依據之一。

    (四)明確緩刑的監督考察機關,建立一支專業的監督考察隊伍

  《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對被判處緩刑的犯罪分子實行社區矯正,公安機關不再作為緩刑的監督考察機關,因此,明確緩刑監督考察的專門機關對于緩刑犯在社區矯正期間進行監督考察十分必要。在國外,緩刑的監督考察工作由專門的監督機構和人員承擔。在美國,對緩刑犯的監督考察是由緩刑官負責的。在英國,緩刑監督工作是由緩刑監督官和緩刑工作人員完成的。我國應從國情出發,明確緩刑的監督考察主體。2003年發布的《關于開展社區矯正試點工作的通知》規定了對緩刑犯在社區矯正期間的監督考察由司法行政機關牽頭完成,由街道、鄉鎮司法所具體承擔日常管理工作。據此規定,司法行政機關應成為緩刑犯在社區矯正中的監督考察機構。而且,鑒于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公證、律師行業、監獄管理等工作,而監獄和緩刑監督考察機構都是對犯人進行改造的機構,因此,由司法行政機關負責緩刑犯在社區矯正期間的監督考察,保證了司法監管的統一。此外,為了使監督考察工作得到真正落實,可以在司法局(廳)、街道、鄉鎮司法所內設置社區矯正辦公室。與此同時,應該設立專門的社區矯正官負責緩刑的監督考察;選拔品行端正、信譽度高、文化水平高、社會經驗豐富、有穩定的職業的人從事緩刑社區矯正的監督考察工作,建立一支專業的監督考察隊伍;充分發揮基層居(村)委會的職能,吸引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社區矯正中來。

  (五)完善緩刑監督考察的規定

  1、增加對緩刑犯的責任性規定。犯罪分子實施了犯罪行為,說明他在社會化的進程中出現了一定的問題,至少沒有承擔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因此,在進行社區矯正時應該承擔一定的義務,這也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應有之義。對于緩刑犯的責任性規定可作以下設定:第一,切實履行宣告緩刑判決中附帶民事訴訟所確定的損害賠償義務;第二,通過自己合法勞動收入贍養老人、扶養子女,真正認識到自己應該承擔的家庭責任;第三,提供公益性服務。例如,從事一定時間的無償的社會公益勞動等,使自己認識到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緩刑犯應當積極履行設定的義務,通過自己的行為表明其確實已真誠悔悟、改過自新,使個人意愿能自覺地服從社會期望,并在社會中發揮自己的積極作用。

  2、增加對緩刑犯的權利性規定。權利和義務是對立統一的,每個人既享有一定的權利,也承擔一定的義務,犯罪分子也不例外。因此,在社區矯正期間,應保護緩刑犯的合法權益,為他們的生活、學習、就業提供幫助。站在社會的角度,緩刑犯所享有的權利就是社會對其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第一,尊重緩刑犯的人權、宗教習慣和信仰,對其抱以公正和尊重的態度,使他們通過與社會的聯系,塑造符合社會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第二,對緩刑犯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使他們掌握一定的勞動技能,幫助他們解決就業問題;第三,保障緩刑犯受教育的權利。對于一些還沒有完成學業的未成年緩刑犯,應該讓其繼續完成學業;對于一些文化程度較低的成年緩刑犯,應該鼓勵其接受成年教育,通過接受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和素質修養,防止再次犯罪;第四,保障緩刑犯的基本生活權利。例如,完善社區的醫療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保證緩刑犯能夠及時地接受醫療救助以及生活補助。此外,還可以根據需要,提供戒除癮癖和精神病的治療措施;完善心理咨詢服務,按時對緩刑犯進行心理輔導,保證其身心健康。



來源: 正義網
責任編輯: 李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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