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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雪彥: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職務犯罪的新思考
作者:張雪彥   發布時間:2015-11-09 11:15:26


    自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我國的反腐敗力度空前,反腐機制建設趨于制度化、常態化和規范化。在這種新形勢下,各種腐敗現象,尤其是職務犯罪呈現出新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因此,探討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職務犯罪的特點、原因及預防對策等問題,對于推動我國十三五規劃的順利實施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職務犯罪的概念

  (一)什么是職務犯罪

  職務犯罪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工作人員利用已有職權,貪污、賄賂、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破壞國家對公務活動的規章規范,依照刑法應當予以刑事處罰的犯罪,包括《刑法》規定的“貪污賄賂罪”、“瀆職罪”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犯罪。

  (二)職務犯罪的危害

  自古至今,職務犯罪是一種影響巨大、備受人們關注的犯罪。明代哲學家王夫之說:“貪益甚,政益亂,民益死,國乃以亡。”由此可見,職務犯罪的危害之大,已達到禍國殃民的地步。

  職務犯罪是腐敗現象的極端表現,較之一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它一方面嚴重侵害了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侵害了國家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和國家工作人員行為的廉潔性,破壞經濟建設,另一方面極大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其危害最終指向國家政權的核心。如果不嚴懲職務犯罪,加大打擊力度,維護清明的政治氛圍,有可能使我們亡黨亡國。

  二、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職務犯罪的新特點

  自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我國的反腐敗力度空前,中央巡視組進行常態巡視,各級紀委和檢察機關出臺多項規定,對腐敗現象和違規違紀行為重拳出擊,有效地打擊和震懾了各種職務犯罪。在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下,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呈低發態勢,但職務犯罪又呈現出新的特點,主要表現為:

  (一)懶政怠政、不作為。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意思是不處在那個位置,就不謀劃有關的事務。但我們個別機關工作人員,在其位則不謀其政。他們在職務活動中不履行其履行職務,懶惰懈怠不作為,混天磨晌,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這種犯罪行為人,雖然沒有利用職權,但是犯罪結果的發生與其職務有著內在的聯系,沒有履行職務范圍內應盡的義務。

  (二)胡作為、亂作為。在職務活動中,有些人濫用職權,褻瀆職務的管理職能。他們中有的人,礙于辦事人的面子,不愿意拒絕;有的人是思想松懈,態度不認真;有的是自己受到沖撞,臉面上下不來。于是不該辦的事亂辦,該辦的事不辦,不負責任,胡亂審批,不負責任的拒絕,致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形成非常嚴重的后果。

  (三)為他人謀利。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活動中,有些人利用其職務上的地位、機會和影響,為自己的親屬、同學甚至不相干的人謀利。這些人,有的存在“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為自己相干的人謀利,有的是因為態度不端正,工作不認真,致使他人獲得利益。這種行為,同樣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屬于犯罪行為。

  三、經濟新常態下職務犯罪原因分析

  自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后,中共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反腐敗工作尤其是反貪污、賄賂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國家強力反腐面前,個別國家工作人員,由于種種原因,出現了懶政怠政、胡亂作為等瀆職侵權現象,這是更深層次的腐敗。這種表面上懶惰、隨意的腐敗,看似無關緊要,卻能給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這個損失甚至比貪污、受賄要大許多倍,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究其犯罪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宗旨意識不強,自身素質不高。我國有個戲曲《七品芝麻官》,主人公唐成有一句名言:“為官不與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可見,為民辦事是做官的本職工作,這是古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我們個別公職人員,沒有牢記黨的“為民”宗旨意識,不注意科學世界觀的養成和強化,自身素質不高,意志力薄弱,抵不住腐朽思想和享樂的誘惑,經不起考驗,他們在工作中逐步把“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拋到腦后,偏離自己人生追求的軌道。他們對待吃喝享樂,心中有向往,但是又礙于反腐的高壓態勢,不敢做貪污受賄等違法之事,位具官位但又心有不甘,于是懶政怠政現象就應運而生。

  (二)思想轉變落后于時代發展。隨著我國法治社會的形成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政府各級部門由職能型機構向服務型機構轉變。在轉變過程中,人們的社會活動、生活方式、工作環境均發生了較大變化。有些人仍擁有過去“官本位”的慣性思維,放不下“官老爺”的架子,高高在上,從內心深處沒有把“服務人民”當作自己的工作追求。他們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仍然擺架子,拿官腔,嘴里說的“為人民服務”不是出于真心,出現不作為或者胡亂作為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法律意識淡薄。宋代蘇軾有一句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說的是人在廬山中,只能看到它的一部分。我們有些機關工作人員,也正像蘇軾說的那樣,只懂得與自己工作相關的一部分知識。他們只注重業務知識的提高,而忽視法律、法規的學習掌握,對國家法律、法規一知半解。他們中部分人,只知道貪污、賄賂是犯罪,對瀆職侵權犯罪的法律規定、表現形式、社會危害和法律后果知之甚少,對懶政怠政、胡作為亂作為等瀆職行為認識模糊,認為不干事不是什么大事。還有部分機關工作人員,對檢察機關查辦瀆職侵權犯罪工作表示不理解,甚至還有抵觸行為。一旦因為懶政怠政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時,他們就與罪犯畫上了等號。或許,他們自己還感覺不到事態的嚴重。

  (四)消極思想的影響。中國經歷了五千年的發展歷程,在發展歷程中,過去的宗祖、鄰里等觀念深入到人的內心,非常頑固。受這些思想影響,一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出于親情、族情、友情等種種考慮,礙于人情面子而實施枉法徇情、玩忽職守、濫用職權等犯罪行為,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當作個人謀私的籌碼和便利條件,顛倒了公仆與主人之間的關系,從而走向犯罪的深淵。

  四、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職務犯罪預防對策

  在中國社會和經濟都步入快車道的今天,任何一個官員的瀆職侵權犯罪行為,都可能形成嚴重后果,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極大危害。因此采取適當措施,預防懶政怠政、胡作為亂作為等瀆職侵權犯罪的發生,使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認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努力工作,遠離犯罪。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做好預防工作。

  (一)加大打擊力度,震懾懶政怠政等瀆職行為。這些犯罪的官員,可能沒有貪污,也可能沒有受賄,也可能沒有為自己謀取私利,但其懶政怠政不作為等瀆職行為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可能比貪污受賄更大。貪官固然應該嚴懲,但昏官、庸官、懶官、惡官也應該受到懲處。只有加大打擊力度,嚴懲瀆職侵權犯罪,從法律上進行震懾,才能引起公職人員的重視,也才能很好地預防昏官、庸官、懶官、惡官的出現。據《鳳凰網》消息,國務院大督查第二批再次問責結果公布,針對資金沉淀、項目拖延等懶政怠政不作為等典型問題,依法依規對249名干部問責,其中廳官41人,縣處級139人。本次問責,堅決徹底不留情面,對有關地方觸動很大,社會反響強烈。

  (二)加強制度建設,筑牢為民、勤政的籬笆。在保持對懶政怠政等行為的高壓態勢下,還需要加強制度建設,形成常態的問責機制,筑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為民、勤政的籬笆。要從立法上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懶政怠政等行為的追訴,降低追訴標準,提高他們的犯罪成本。實行對懶政怠政等瀆職犯罪案件的“零容忍”,使他們認識到懶政怠政等行為的危害性,以及造成嚴重后果處罰的嚴厲性,從心理上產生恐懼。常態的問責機制,使他們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即使當一天和尚也必須撞一天鐘,而且撞的還要響亮。近日,衡水市制定出臺了《關于對衡水市國家工作人員“為官不為”行為問責的暫行辦法》,明確了“為官不為”具體情形,確定了誡勉談話、停職檢查、引咎辭職等多種問責方式,并對從重問責等情形作出具體規定。這些規定,是制度建設的一個很好的范例。

  (三)加強“為民”宗旨教育,提高干部的思想素質。 “權”是為人民服務的工具,“官”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孫中山的“天下為公”,表現了他作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為政素質,以及對自己職位的深刻理解。懶政怠政、亂作為等行為的根源,在于這些干部的思想認識和自身素質的低下,所以加強“為民”宗旨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素質,強化服務意識,是解決干部懶政怠政不作為等瀆職行為的必由之路。一是通過各項專題活動加強教育。近年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三嚴三實專題教育、解放思想大討論等活動的開展,極大地提升了干部的“為民”意識和公仆觀念。二是加大思想培訓力度。通過上級機關定期的教育培訓、省市縣思想教育大講堂等培訓活動,來提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思想素質,使“為民”意識深入到他們的腦髓,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成為自覺行動。

  (四)搞好警示教育,做到警鐘長鳴。國家機關干部中的很多人,服務意識比較弱,“不作為不是犯罪”的認識,在這些人中還有較大的市場。預防懶政怠政不作為等瀆職犯罪,就要祛除他們“不作為不是犯罪”的心理認識。一是組織機關工作人員到服刑場所參觀,增加他們的感性認識。現身說法是做好的防腐劑,也是最響的警鐘,機關工作人員到服刑場所,親身聆聽犯罪人員的講述,是最好的警示教育。今年,我院組織部分機關人員到南河、隆堯等服刑場所,聆聽因怠政懶政不作為而造成瀆職犯罪的講述2次,使參觀人員受到震動很大。二是開展經常性的瀆職侵權犯罪展覽。為做好懶政怠政不作為等瀆職犯罪的預防工作,我院在預防職務犯罪基地,辟出專欄,在醒目位置重點介紹懶政怠政不作為等瀆職犯罪的表現形式、危害和具體案例等內容。今年4月和8月,組織機關干部參觀展覽2次。這些展覽活動,使參觀人員對懶政怠政不作為等瀆職犯罪有了清醒的認識。他們表示,今后一定以此為鑒,在其位就要謀其政,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我們組織的參觀活動,達到了預期的預防效果。

  參考文獻:

  [1] 孫謙:《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 馬長生:《瀆職犯罪與量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 張穹:《職務犯罪概論》,中國檢察出版社1991年版。

  [4] 樊鳳林、宋濤:《職務犯罪的法律對策及治理》,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5] 陳興良:《職務犯罪認定處理實務全書》,中國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



來源: 正義網
責任編輯: 李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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