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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聶樹斌改判無罪談刑事錯案追責制度的完善建議
作者:劉黎明 張麗娟   發布時間:2016-12-08 15:49:33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對原審被告人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婦女再審案公開宣判,宣告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聶樹斌無罪。

    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奸案從2005年被媒體首次報道,經過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復查和最高人民法院決定依法提審該案,到經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宣判,以證據不足判決聶樹斌無罪,終于塵埃落定。

  聶樹斌案改判無罪具有重大意義,堪稱我國刑事司法歷史中一個里程碑式的案件。首先,聶樹斌案改判無罪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中實現的。案件從聶樹斌母親張煥枝不斷申訴,到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復查、聽證、決定再審到最終宣判,雖然步履艱難,但始終在向正確的方向推進。冤錯案件嚴重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嚴重影響法律尊嚴。沒有刑事訴訟制度的不斷完善,聶樹斌案改判是不可能的。此案是我國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的刑事司法制度走向文明的代表性案例。也彰顯了我國最高司法機關重塑司法公信力、糾正冤假錯案的堅定決心,以及敢于直面錯案疑案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及負責復查的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案件承辦人多次表示,聶樹斌案件的復查、再審要經得起真相與歷史的檢驗。正義也許會遲到、但從不缺席。改判體現了一種審慎的司法觀念。雖然聶樹斌已無法復生,但今天的改判是對其家人多年不懈努力付出的慰藉。是為“疑罪從無”的刑事訴訟原則作了有力的背書。“疑罪從無”是人權保障理念的內在要求,是程序法治原則的重要體現,是遵循司法規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冤錯案件的唯一選擇。聶樹斌案案發時間長、證據滅失多,查清事實和證據的難度極大。在案件復查過程中存在多種不同意見與觀點。從公布的現有證據來看,既不能證明王書金是真兇,也不能否定公安機關認定聶樹斌具有作案嫌疑的證據。最高人民法院堅持“疑罪從無”改判無罪,為未來的司法活動提供了準則和標桿。體現了最高人民法院中立裁判、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堅定立場。聶樹斌案長期以來受到社會、媒體和法律學術界的關注,輿情復雜多變。無論輿論如何,審判活動關注的核心始終是證據和事實。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定異地復查、再審過程嚴謹、審慎,堅持證據裁判,對案件保持了超然和客觀的態度,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公正無私、不偏不倚、居中裁判。為公正司法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同時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是使案件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也是對此案邁向公平正義的重大程序推動,也是對民聲民意、社會關切的有效回應。有效避免了自錯自糾和久拖不決。這在我國刑事訴訟歷史上非常罕見。聶樹斌案被異地復查,最大程度保障了復查的公正性和公信力。聶樹斌案開啟了疑案異地復查的先例,指出了冤假錯案糾偏的示范路徑。復查、再審環節也充分保障當事人參與權、閱卷權和公眾知情權,召開聽證會等有益形式,為處理社會有廣泛影響的重大案件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總結聶樹斌無罪案的沉重教訓,我們認為刑事錯案的后果極為嚴重,不僅會對那些被錯誤定罪的人及其家庭造成嚴重傷害,也會對司法公信力乃至國家形象造成嚴重傷害。特別是對錯殺、冤殺的情況,其代價是無法挽回的。聶樹斌案無罪案,再一次警示嚴格規范司法的重要性。要堅持從司法規律出發貫徹落實刑事訴訟制度,消除冤錯案件發生的土壤。雖然聶樹斌案的出現,有著上世紀90年代辦案科技力量不足、水平有限、執法規范化建設欠缺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任何時期發生冤錯案件,都同樣是一個悲劇。查辦該案過程中存在的不當、錯誤的執法理念、執法方式都值得再次反思。但是,在當前司法實踐中,依舊存在著過于重視口供、有罪推定,甚至刑訊逼供、變相刑訊逼供等不當理念和行為,應當進一步加強制度建設,不再制訂“命案必破”等可能導致司法不公,違反司法規律的不合理考核指標,防止因急功近利追求辦案效率而造成冤錯案件。應該以聶樹斌案的平反為契機,推進完善刑事案件糾錯機制,完善審判監督程序和證明標準體系。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查閱聶樹斌案完整卷宗,一直成為困擾該案代理律師的最大難題,當事人、辯護人依法享有的閱卷權等程序性權利要充分保障。對于重大、有社會影響力的案件,要將聽證程序進一步規范化、常態化,保障公眾知情權。筆者撰寫本文旨在通過聶樹斌被宣判無罪案的法治意義的解讀,對刑事錯案司法責任追究制的完善提出自己的看法,與各位同仁共研。

  一、構建刑事錯案司法責任追責體系的必要性

  [1](一)司法責任制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司法案件的調查、審訊程序應遵循公正原則。刑訊逼供,或強制約束,是自古以來司法案件審理過程中最常出現的程序不公正現象,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被剝奪,輕則遭受人身傷害重則死亡。該現象導致很多無辜的人被迫屈打成招,是冤假錯案的第一元兇,故而受到民眾的廣泛關注。司法責任制是實現司法公正的一條重要途徑。司法責任制的本質是通過建立嚴厲的懲罰措施,影響司法人員使其在行使司法權時更加小心謹慎,更注重案情的客觀現實而非急于破案,更注重司法公正而非自身利益。司法責任制有利于法官正確行使權力,其對于司法公正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是行使司法權力的主要人員,是國家司法權的行使主體及代表,如果司法人員正確行使司法權則能夠懲惡揚善發揚社會公平正義,如若司法人員徇私枉法則會助長違法風氣,破壞社會和諧及穩定。司法責任制會為司法人員敲響警鐘,一旦被追究司法責任,在道德上司法人員會受到社會譴責,因此,為了個人職業榮譽,司法人員會盡力依法公正的行使司法權力。司法人員既是國家公職人員,也是人類之一,也會追求自身利益。司法責任制為司法人員劃定了一個“雷區”,一旦邁入就會受到懲罰。趨利避害的本能會逼迫司法人員正確行使權力,否則就會招致惡果。唯有對權力進行制約,使權力的行使受到嚴格監督,對權力的責任進行嚴格追究,才能發揮司法權的正面作用,推動社會公正與和諧,避免對社會造成破壞性影響。(二)司法責任制是權責統一原則的必然要求。國家公權力由人民賦予,是人民為更好管理社會秩序讓渡個人權利所形成的,因此任何國家公權力都必須為人民行使,為人民服務。國家公權力與個人權力相比可謂強權,能夠對社會穩定、公民生活造成極大影響,因此在行使時必須明確與其相對應的責任,否則很可能造成個人濫用私權,成為某些個人斂財的手段。根據現代政府理論,公權力既由公職人員行使,其責任也由公職人員承擔。權責統一理論建立于公權力具有的矛盾性:一方面,公權力的行使能夠對社會進行高效管理,能夠從宏觀角度對國家運行進行統籌指導,這使得公權力的存在對于整個社會而言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公權力一旦被個人掌控就可能不受控制,成為滿足個人私欲的一種方式,進而對其他公民乃至整個社會造成危害。因此,公權力的運用必須遵從權責統一原則,嚴格限制公權力的使用,這樣才能使公權力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司法責任制體系的構建是遵循權責統一原則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公權力運行要求有權必有責,司法權既然屬于國家公權力,就應當遵守這一原則。權力與責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相隨相伴,沒有無責任的權力。對于司法領域,司法權的本質為審判,人民賦予公職人員權力以探明真相,依法決斷,懲戒違法行為,規范社會秩序。司法權在行使時與其他國家公權力相同,承擔服務人民的責任,接受人民監督。但同時,司法權的特性賦予司法人員專權,司法人員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自由裁量,對于犯罪行為進行不同角度的解釋。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社會反映和道德準則,使審判結果更為靈活,但也產生了濫用的空間。司法獨立,即使用司法權時不受任何因素影響,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之一,但司法獨立并不意味著司法人員無需承擔司法責任。司法責任制體系的構建并不意味著司法獨立受到損害,相反,司法責任制與司法獨立共同保障司法權的權責統一,共同指引、制約法官等司法人員的行為。(三)司法責任制是中西方司法文明共同的經驗匯集。在我國的司法體系中,追究重大失誤行為早已有之。雖然司法責任制度在中西方表現為不同的形式,內容亦有所差別,但是其建立的邏輯起點以及價值追求是一致的,即通過規定對司法責任主體存在不當行為時所應承擔的不利后果來保障司法權力的正當行使。中西方司法文明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可以表明,司法責任制度在我國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其構建和完善符合司法發展的規律,對于實現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義。

  二、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和適用范圍

  [2](一)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是在適用司法責任制時起指導性作用的準則,《最高法意見》和《最高檢意見》對各自推行司法責任制的基本原則都做了具體規定,內容也大致相同。其中有兩條基本原則需要重點把握:一是遵循司法權運行規律原則;二是堅持主觀過錯和客觀行為相一致原則。遵循司法權運行規律原則,是指在適用司法責任制時,既要嚴格對于法官違法違紀行為進行責任追究,同時又要充分注意到司法權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判斷權的權力屬性,司法責任的追究不能影響司法權的獨立行使。結合兩家《意見》來看,法官在故意違法違紀的情況下,適用主、客觀原則進行追責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法官存在過失的情況下,除了法官必須實施違法違紀行為以外,還必須要求造成了嚴重的后果,如果沒有造成后果,或者造成的后果不嚴重,那么就不需要追究其司法責任。因此,當法官主觀上存在過失的情況下,對于主觀過錯與客觀行為相結合原則中的“客觀行為”應當作擴大理解,即不僅意味著實施了違法違紀的行為,還包含著造成了嚴重后果的內容。

  (二)司法責任制的適用范圍1、故意違法的行為(1)徇私枉法行為。法官接受當事人、律師賄賂以及親朋好友請托而徇私枉法是典型的故意違法行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都對此作了明確規定:《最高法意見》規定為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時有貪污賄賂、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應當追究其司法責任。(2)刑訊逼供、暴力取證行為。刑訊逼供行為不僅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侵害,往往也是造成冤假錯案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偵查人員在司法活動中存在刑訊逼供行為,即是故意違法,就應當追究其司法責任。如果刑訊逼供還造成了冤假錯案等其他嚴重后果,應當加重處罰。《最高檢意見》將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以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據的行為列為應當追責的情形之一。(3)毀滅、偽造、變造或隱匿證據的行為。證據作為訴訟中重要的認定案件事實的手段與工具,易被毀損、隱匿或者造假,而達到扭曲事實的目的。因此,《最高法意見》和《最高檢意見》均規定涂改、隱匿、偽造、偷換和故意損毀證據材料的行為,需要追究相關人員的司法責任。(4)非法搜查、非法拘禁行為。在偵查活動中,偵查人員如果有非法搜查或者非法拘禁行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司法責任。2、重大過失行為,且造成了錯案等嚴重后果。根據主、客觀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在法官主觀上存在重大過失的情況下,只有客觀上造成了錯案等嚴重后果才承擔司法責任。所謂“嚴重后果”,根據《最高法意見》的相關規定,主要包括:法官因為工作上明顯的過失行為而導致錯誤裁判、錯誤或者超期羈押,遺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重大罪行,涉案人員自殺、自傷、行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毀證、逃跑,案件材料、扣押財物遺失、嚴重損毀、案件材料或者秘密泄露或者其他嚴重后果或者不良影響。因此,可以歸納,法官在主觀過失的情況下承擔司法責任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必須存在重大過失;二是必須導致錯案等嚴重后果。

  三、現行刑事錯案司法責任追究制度存在的不足

  [3](一)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負面形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目前尚無統一的法律文本規定,學界也未達成統一共識。錯案責任追究制度在提高辦案質量、減少司法錯誤、促進司法公正方面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實踐表明各地司法機關對該制度的落實存在隨意擴大適用錯案責任追究范圍、方式、標準等問題,其負面執行形態如下:1、錯案責任處罰范圍隨意擴大。以一審案件和再審案件的改判、發回重審率為指標,凡被上級法院發回、改判的案件視為錯案,追究承辦人責任;以法院履行賠償義務為參照視為錯案,追究法官責任等。2、錯案責任處罰種類隨意設定。實踐中各地司法機關制定文件設置的追責種類包括通報批評,扣發工資、獎金,錯案一票否決評獎評優資格,甚至取消審判員資格,調離審判崗位等。3、錯案責任連帶。有的地方司法機關不但追責錯案承辦人,而且追責其所在合議庭、業務庭人員責任。違反了《法官法》關于法官處分的規定,隨意擴大了處罰范圍、種類、方式,以“結果主義”作為錯案認定的依據混淆了司法人員對法律、事實和證據認定的合理偏差并一概予以追責,勢必造成法官人人自危、理性規避錯案追責制度,進而導致刑事案件審理實踐負面形態的出現。(二)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下刑事審判權運行不暢。導致上審委會會案件數增加,責任移轉現象凸顯。刑事審判實踐中,法官作為理性認識主體,一方面運用自己的法律認知,根據證據事實形成有罪或無罪判決的認識,另一方面運用自己的認知,考慮裁判錯誤風險被追究責任的認識。法官的認知是理性和實踐的結合,理性的法律學養、豐富的人際交往經驗、文字語言表達能力、敏銳的洞察力、把握社會的能力等促使法官這個特殊理性人在錯案追究機制指引下,為實現自我保護的理性認知,必然在法律框架下采取責任移轉的方式規避錯誤裁判的風險,審判委員會制度便是轉嫁責任的常用方式。以“結果主義”為追責依據的制度下,法官除非對關涉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實體裁判結果有充足的把握,否則便積極促使案件提交審委會討論,藉此規避錯案責任風險。因此,上審委會案件數增加使審委會陷入循環討論個案的泥沼。同時,法官基于理性人思維為了規避風險,更加不愿意獨立裁判刑事案件,遇到疑難復雜案件便絞盡腦汁提交審委會討論決定,如此形成惡性循環。以普通程序代替簡易程序,違背訴訟經濟原則。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8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但基層法院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可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第208條對適用簡易程序獨任審判案件的情形予以規定,目的在于實現刑事案件區別對待和提高司法效率。在現行錯案責任追究制度下,刑事案件的審判法官不愿適用普通程序審案,這有違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立法目的,浪費了有限司法資源,不利于提高刑事案件的訴訟效率,也違背了訴訟經濟原則。(三)造成請示、匯報常態化。審級虛無主義泛化。司法實踐中審級獨立虛無主義泛化,實質性改變了兩審終審制度,使兩審終審制成為司法實踐中的一審終審制。由于現行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把裁判結果有無改變作為追責因素,實踐中一旦原審判決被上級法院改判或者發回重審,就可能會被認為是“錯案”,這一關涉法官自身利益的情況會影響到法官的中立地位。為了最大程度規避錯案風險,向上級法院請示并取得書面答復就成為一審法官化解案件被改判風險的常用方式。即使被告入不服原審判決提出上訴,二審法院基于一審法院裁判前的請示,也會作出維持原判的結果,客觀上形成了惡性循環,促使一審法官遇到疑難、復雜案件時多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個案請示導致一審判決實際上成為二審法院的意思表示,被告人上訴權形同虛設。可見,個案請示、案件匯報破壞了審級獨立制度,違反了公開審判原則,無形中促使了法官的審級獨立虛無主義觀念的泛化。使審判人員隊伍不穩定,辦案積極性降低。案件終身負責制度使錯案責任追究期限無終點,使司法人員職業風險無窮大。勢必加劇法官隊伍不穩定,人心惶惶、調崗、離職現象凸顯,辦案積極性降低。[4](四)“錯案”的概念模糊,缺乏公正的界定標準,嚴重挫傷法官的辦案積極性。在各地法院的司法實踐中,對于案件質量的評價設置了各自的規章制度,而由于沒有明確的限定標準以及質效指標考核設置的不科學,一些法院往往將判決結果出現錯誤、發回重審或者被改判的案件不加區分的一律認定為“錯案”。而從認識的客觀規律來看,由于事實認定、法律語言條文模糊、社會文化等相關因素的影響,對法律的理解各自不一,也客觀上導致了各地法院對錯案認定的不同標準,從而導致在實踐中對于責任認定標準、追究范圍、追責主體和責任承擔等方面的規定也各不相同。法律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的特性,注定了其不能像自然科學一樣有各種數據化的指標來規范科學的實施。在法律實施過程中,法官的審判受政策調整、案件事實認定的偏差、法律條文語言的模糊性及其法官個人認識、素質水平的不同等影響,導致上下級法院對同一法律事實、同一法律條文理解的不一致,上級法院發還重審或者改判實屬正常現象,如果以此結果作為評定“錯案” 的標準,對辦案法官實施懲戒,就會嚴重挫傷法官的辦案積極性,人的趨利避害本性將迫使他們通過不斷的請示匯報甚至尋求調離審判崗位等方式來降低被追責的風險,嚴重損害司法公信力。

  三、對刑事錯案司法責任追究機制的完善建議

  (一)錯案責任追究權力需要制約。對司法人員的刑事錯案追責程序的啟動和懲戒也是一項權力,亦需要規制。因此,需要建立責任界定清晰、劃分合理、追責程序科學的司法責任制度對司法權予以全面的制約和監督。懲戒違反職業規則、違法亂紀的司法人員,實現司法權的廉潔運行和社會公平正義。可以設置司法責任追究啟動的前置程序。嚴格司法責任追究程序的啟動,有利于保障司法獨立公正,通過限定追責程序啟動過濾機制和嚴格的追責標準來保障法官審判權的獨立行使,從程序上防止濫用追責干預審判、干涉司法獨立。必須重視廣大法官擔憂被濫用追責、不敢獨立裁判的問題,必須打破現行刑事錯案責任追究制度的藩籬,科學設置司法責任追究啟動的前置程序。[5](二)用“主客觀相結合”替代“結果主義”。我國現行錯案責任追究采用“結果主義”模式。基于司法獨立原則,對法官的責任追究必須慎之又慎,必須明確錯案追究的標準和追責范圍。筆者認為:基于外在因素的影響和法官認識的不同導致的裁判結果的不一,不應當追究法官的責任,我國現行刑事錯案追究制度的“結果主義”認定模式應當改變。結合我國司法改革客觀實際,責任追究的標準應當從“結果主義”轉為“主客觀相結合”的標準,亦即采取客觀行為和主觀過錯相結合的標準。要區分不同情形。區分刑事業務素質低的過失與不負責任的過失。區分的意義在于對法律不同理解導致的故意和業務素質低的過失導致的刑事錯案應排除在責任追究范圍之外。除主觀故意或重大過失外,法官不得因為法律漏洞或對法律條文的不同理解導致的錯判承擔法律責任。如目擊證人作偽證、痕跡鑒定無法識別偽證等情況下,盡管法官勤勉辦案和盡到謹慎注意義務,仍然錯判的,就不應當追究法官責任。筆者認為,以法院而言,應當區分刑事法官客觀行為的具體情形,合理劃清責任界限。客觀審判行為涉及濫用職權、失職瀆職行為的,應追責;涉及客觀犯罪事實、證據變化的,不應追責。并明確追責主體。筆者認為以法院而言,在國家和省一級分別設立由法官代表和社會有關人員參與的法官懲戒委員會,統一行使對法官的追責和懲戒。法官懲戒委員會受同級黨委政法委領導,由常設機構和非常設機構組成。常設機構負責刑事錯案的受理,包括負責錯案的立案及案件審理的組織工作;非常設機構負責錯案的審理,審理人員從專家庫中抽取七人組成審查小組,包括退休的資深法官、檢察官、警察以及律師、學者,專家的素質與品行能夠切實體現法律職業共同體應有的標準。筆者建議,中央一級設立的法官懲戒委員會負責對最高法院、各省高級法院法官的投訴案,省級法官懲戒委員會負責對中級、基層法院法官的投訴案。懲戒委員會深人調查刑事錯案投訴案,充分聽取投訴人和被投訴法官的申辯意見,得出全面客觀的調查事實。對于達不到懲戒條件且需有改進行為的,由懲戒委員會交由被投訴法官供職法院的院長予以警告性教育;對于不符合彈劾條件,但存在失范行為的,由懲戒委員會作出懲戒決定;對于符合彈劾條件的,由懲戒委員會向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彈劾案;達到犯罪條件的,由人大作出罷免決定后移交司法機關處理。對法官的刑事錯案追責由法官懲戒委員會調查后再區分情況進一步懲戒,包括紀律懲戒、民事賠償懲戒、刑事懲戒等。無論何種懲戒方式,一旦啟動法官懲戒程序都應當充分保障法官享有申辯、舉證、申請復議、申訴等司法化的救濟權利。[6](三)取消地方政法委協調具體案件的職能,確保法院依法獨立辦案。經常能夠看到地方政法委在爭議較大的疑難案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這實際上是采用管理行政權的方法管理司法權,是對司法活動基本 規律的違背,會產生非常消極的后果。首先,政法委組成人員大多未受過系統的法律教育,不具備解決具體案件的能力。其次,政法委協調具體案件取消了公檢 法三機關的相互制約,不利于防止出現錯案。再者,政法委協調具體案件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參與權,難以做到兼聽則明。最后,政法委協調具體案件出現錯案時難以追究責任,不利于防止再次發生錯案。因此必須取消地方政法委協調具體案件的職能,確保法院依法獨立辦案,來防止冤案的發生。[7](四)明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全面確立和嚴格貫徹疑罪從無規則 無罪推定是現代刑事訴訟的基礎性原則,但是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有些制度體 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基本精神,但總體而言,無罪推定并非我國刑事訴訟的一項基本原則,我國立法對無罪推定相關規則的吸收非常不徹底,實務中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的做法非常普遍。我國實踐中許多冤錯案的發生都與此有著緊密的關系。應該在未來立法時明 確規定無罪推定原則,全面確立和嚴格貫徹疑罪從無規則。我國1996年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無罪推定的合理因素,規定在審查起訴以及審判階段,法院對疑罪案件有權作無罪處理。然而,立法對疑罪從無規則的吸收非常不徹底,僅規定在這兩個階段,對疑罪案件應當作無罪處理,對偵查、二審、再審以及死刑復核階段,疑罪應當如何處理未作規定,結果導致實踐中產生非常嚴重的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建議在未來立法時明確規定,在偵查、二審、再審以及死刑復核程序中,對疑罪案件也應作無罪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得冤案發生的可能性進一步降低。因為如果遵循了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的原則,最壞的結果無非是讓真兇逍遙法外。但是如果堅持有罪推定,不敢疑罪從無的話,那么不僅真兇會逍遙法外,更會有人無故受累,而整個司法的公正性更會收到質疑。這樣一算利弊得失,如何抉擇,其實很明確。[8]從聶樹斌案來說筆者認為要延長死刑執行期限。最高人民法院判處和核準的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應在7日以內交付執行。這一規定存在以下缺陷:首先,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變更程序存在沖突,不利于糾錯和死刑犯權利的救濟。我國刑訴法規定的死刑變更包括在執行前發現判決可能有錯誤的、在執行前罪犯揭發重大犯罪事實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 表現可能需要改判的、罪犯正在懷孕的三種情形。問題是審判機關難以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發現判決可能有錯誤,也無法查實死刑犯所揭發的重大犯罪事實或 者其他重大立功表現。其次,死刑立即執行與審判監督程序存在沖突,無法保障罪犯的申訴權利。雖然申訴可適用于經過核準的死刑立即執行判決,但法律忽視了死刑判決的特殊性。法院收到申訴材料后,先要進行審查,對于符合法定條件的才能決定予以受理。由于申訴期間不能停止死刑裁判的執行,從死刑命令下達到交付執行最多只有7天,被告人很可能在法院申訴審查決定未做出之前就已經被執行了死刑。再次,不利于人民檢察院發揮執行監督的作用。根據法律規定,法院將罪犯交付執行死刑應當在交付3日前通知同級人民檢察院派員臨場監督。據此,檢察院只有最短4日最長7日的準備時間。檢察院既要監督死刑執行的時間、地點、方法、停止行刑等程序性的問題是否合法,也要考察執行前后罪犯權利的保障問題。時間太短,未免流于形式,難以真正履行執行監督的職責。(五)探索科學可行的審判組織模式,優化審判組織人員配置。在具體審理案件時,需根據不同情況采取法官獨任制或多名審判員合議制。優化審判人員配置即在此分類基礎上,圍繞案情的審理和判決分配人員職責,合理配置審判組織人員,以使案件審判更為合理高效,保障司法獨立。[9]構建高效的審判團隊工作模式,在優化審判組織人員配置模式的基礎上,還需對人力資源進行統籌安排,以避免行政管理人員對法官審判案件造成壓力,使案件審理更為公正客觀。法院可以根據案件性質培養諸多審判團隊專門審理民事或刑事案件,每一審判團隊成員基本不變,成員可以長久合作并達到優勢互補,從而發揮每一名成員的優勢,加強審判團隊的專業性,提高審判效率。其次改革審委會人員構成。審判委員會專業程度不足,組織結構過于行政化,使其對于案件審判可能造成不當影響。構建司法責任制體系要求審委會能夠做為審判的權威,因此審委會人員必須進行改革,選任熟知法律、審判經驗豐富的法官擔任。還需要對審委會的職權進行明確規定。某些案件案情復雜,牽涉法律、道德兩方面,對社會輿論導向意義重大,在審理此類案件時需由審委會進行綜合討論,權衡多方利弊,既要考慮法律規定也要考慮案件的特殊性。審委會對于人性化審判、審判經驗總結、審判制度改革具有重要作用,但總體而言案件審判的主題是法官與合議庭,若審委會參與過多很可能造成越權行為,進而影響案件審判結果的公正性。因此,需要理清審委會及法官、合議庭的審判職權,限制、縮小審委會能夠討論的案件類型,并以裁判文書的行使明確法官、合議庭的職權范圍。法官、合議庭以及審委會之間的協調配合對于審判組織的有效運行非常重要。在規范、引導審判組織的運行時,需要改革審委會“會議制”的行政化工作流程,對提交審委會的案件進行過濾篩選審查,審委會在了解案情時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回避。應明確兩者的執行主體,其次記錄審判管理權主體的權力行使記錄,以防止其對司法獨立造成不良影響。[10](六)構建合理的司法監督和辦案責任制。明確監督和問責的原則。國家權力的產生是人民對個人權利的轉讓,國家權力的行使自然要對人民負責。權力若不受監督則會無限膨脹,對司法權及審判權的監督與問責必不可少。然而,過度的問責會對法官正常行使權力造成過大的心理壓力,從而影響案件結果的公正性,因此既需要規范法官的權力行使,也需要規范其他相關組織機構對案件審理可能造成的不當影響。構建嚴謹的辦案責任體系。法官的辦案責任可分為道德責任和法律責任兩大類。道德責任即法官基本的職業操守,法律責任即法官辦案過程中未按照法律要求行使權力,導致案件審判結果出現過錯需追究的責任。司法責任制體系的構建主要是針對法官的法律責任,即在審判案件時,明確法官具有的審判權范圍、權力行使程序、出現過錯后應承擔的責任、追究責任程序、免于承擔責任的事由等。應該對法官構建終身辦案責任體系,若出現冤假錯案必須嚴格糾正,嚴格追責。降低其犯錯的概率。對于審判權的監督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內部監督,由院庭長、審判管理部門及相關機構進行監督。二是外部監督,由人民、社會組織特別是媒體進行監督。內部與外部監督相互配合,法院與外界多加溝通,保證各方意見能夠及時傳至法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約束法官行為,使其不敢濫用職權。與此同時積極貫徹法官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同時也是落實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這兩個制度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制度的兩個方面,其核心還是為了保證案件辦理的公平正義。實行法官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要求法官對自己承辦并決定的案件不論時間過去多久,均應對其“辦案質量”負責。而基于承辦法官職責范圍引發的問題,法官必須負責到底。要落實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必須有建立、健全相關配套制度強化檔案管理。針對每個案件,對于程序和實體的每個環節必須均予以記錄,每個環節中的辦案人員簽字,如果在未來有所變化時必須及時予以更新。并設立專門機構。設立專門機構負責案件質量的評查、責任追究落實,嚴格按制度和法律規定,對法官辦理案件的質量進行評價,并依據實際責任大小落實責任追究。并建立激勵機制。法官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度在糾錯環節能起到積極作用,但也會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為了規避追責的風險而不斷請示匯報,不愿意獨當一面,從而嚴重影響司法公信力。通過建立激勵機制,使權利和義務相一致、風險和收益相一致,從而確保司法責任追究制的真正落實。

  結語

  總之,在新一輪司法改革全面開展的背景下,一定要正確認識和理解司法責任制,其既是對于法官違法違紀行為責任追究的制度,也是為法官獨立行使司法權提供重要保障的制度,司法保障的重要地位并不亞于司法責任本身。在構建與完善司法責任制時,應當堅持責任與處罰相當、責任與保障并重的原則,在價值目標上追求多元化,正確處理好司法獨立與司法責任之間的關系。

  注釋:

  [1]李建明《刑事司法錯誤——以刑事錯案為中心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劉曉丹《堅守防止冤假錯案的法律底線》法制與社會2014(18)

  [3]陳磊《關于建立健全司法責任制若干問題的思考》載《法制博覽》2013

  [4]劉亞寧《完善司法責任制的價值分析與制度構建》 山東審判 2015、程瀚雲《淺析司法責任制的內涵與構建建議》法制與社會2016、陳光中、王迎龍《司法責任制若干問題之探討》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6

  [5]蔣曉焜、陳公照《關于建立健全司法責任制的若干思考》湖北科技學院學報

   [6]黃曉云《司改關鍵詞:司法責任制、責任與保障并重、權力與制約同行》中國審判 2015、慕平《完善審判責任制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權運行體系》中國審判

  [7]沈德詠《論疑罪從無》中國法學2013

  [8]湯維建《人民法院司法責任制的構建與完善》人民法院報2015

  [9]肖慎明、張小敏《如何預防和減少冤假錯案的發生—“預防刑事錯案國際研討會”會議綜述》證據學論壇、周永坤《錯案追究制與法治國家建設—一個法社會學的思考》法學,1997

  [10]懷效鋒《司法懲戒與保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作者單位L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縣人民法院



來源: 法律資訊網
責任編輯: 力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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