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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人身安全保護研究
作者:易浩   發布時間:2018-10-23 15:29:29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人民法院來講,最高法院周強院長有過指示:必須緊緊抓住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與人民法院工作發展不平衡、保障群眾權益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切實滿足人民群眾多元司法需求,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新矛盾、新需求、新期待,對法官意味著新的使命。國因法而昌,法因人而貴。而近年來,針對法官人身安全的新聞屢見報端,擾亂庭審、沖擊法庭、惡意中傷、行兇法官甚至家屬的行為,刺痛的不僅僅是法官群體,更是對司法權威的褻瀆、對法律尊嚴的藐視、對司法環境的毒殺、對社會矛盾的激化。法官人身安全保護已刻不容緩,對此,筆者將從保護法官人身安全的重要性、分析造成法官人身安全問題的原因、解決法官人身安全問題的建議三個方面做簡要論述。

  一、保護法官人身安全應全面認識其重要性

  首先,對法官人身安全的保護體現的是對公民個體生命的尊重。公民的生命權理應受到國家的保護,法官只是公民在社會中實現自身價值的一種身份。對于法官來說,個體的生命權得不到保障,如何實現自身價值?如何正常履職?如何維護公平正義?如果公民個體的生命都得不到有效保障、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法官個體也將會陷入自我懷疑,自我否定,自怨自艾。從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分析,安全需求是屬于第二層次的需求,如果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之后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都不能實現。所以,公民個體尚且需要安全需求的保障,更何況有法官身份的公民個體?

  其次,法官正常履職是切實滿足群眾多元司法需求的必要條件。切實滿足群眾多元的司法需求是新時代背景下對人民法院提出的要求,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人民法院的司法目標。要求與目標的實現都需要法官的正常履職,法官審判案件是對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形成內心確信的過程,這樣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能靠計算機的運算得出的,是法官靠主客觀的作用形成的答案,沒有法官的正常履職,群眾多元的司法需求得不到切實滿足,社會的公平正義得不到有效保護,所以,法官必須得到安全的保障,沒有安全保障就不會有法官的正常履職。

  最后,國家的法治化進程中需要加強對法官人身安全的保護。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法治化的國家,審判的權威就是法治的權威,法官代表國家依法行使審判權,法官的人身安全必須有合理的制度去保障,也是國家法治化建設的重要一環。錢穆先生在其《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指出“制度要與人事相配合,才能使制度的實施切實有效”。在筆者看來,法官的人身安全保護既是對錢穆先生所言“制度”的補充,也是對“人事”的保障。故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樣的“制度”要建設和發展,必須加強對法官人身安全的保障。

  二、綜合分析造成法官人身安全問題的原因

  法官人身安全問題原因的分析一直都是研究者、理論學者分析的重點,筆者試從法官主體、法院本身、社會現實三個維度來分析其原因。

  從法官主體來看。主要是三個原因:一是法官自我保護意識薄弱。有些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只注重于案件本身,如何查明事實,如何適用法律,往往忽視了對當事人做一個全面的評價與風險的預估。在與當事人溝通的過程中,運用法理生硬做當事人工作,造成當事人不能理解,形成不滿情緒、產生過激行為。甚至有些法官在受到傷害后也基本不會提起民事賠償訴訟,讓加害者更加肆無忌憚。二是信訪評估流于形式。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對案件當事人都會有一個基本的了解,知道其矛盾的焦點,但是法官往往也忽視了這一點,存在一判了之的情況。法院的判決結果,總會有一方不滿意,這就需要法官在與當事人溝通過程中,既要運用法理說服當事人,更需要用情理對當事人耐心解釋,但現實中存在結案后未能客觀評估信訪風險,也未對案件進行回訪,或者流于形式,讓風險隱患滋生。三是少數法官自身素質與業務能力與時代脫節。少數法官自身素質不高,語言粗魯,作風粗暴,自律不強,存在作風問題,接受吃請,“六難三案”現象時有發生,引發當事人的對立情緒。還有一些法官業務能力與信息化背景下的法院審理工作脫節,庭審不規范,對庭審駕馭能力不強,缺少法言法語,更新法律知識緩慢,造成適用法律錯誤的現象,容易引發司法不公,造成當事人心存怨氣。

  從法院本身來分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保障落實不到位。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與《人民法院落實〈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的實施辦法》之前,各級人民法院對法官的權益保障沒有細化落實的參考標準,在兩辦頒布《規定》與最高法印發《落實辦法》之后,也未能引起足夠重視,未能根據本院實際成立“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或者流于形式;二是法院安保力量不足。目前各級法院的司法警察力量不足,司法警察除了刑事審判值庭之外,很少參與其他民事審判。審判庭內未能有一鍵啟動緊急預案系統,就算安裝有全程錄音錄像的設備,也很少有司法警察能全程在監控室內值守,一旦發生緊急情況,審判人員很難控制局面。三是法院“案多人少”造成民事案件的調解工作流于形式。目前各級法院大多處于案多人少的局面,特別是經濟發達的沿海基層法院,法官人數在與以往沒有明顯大幅增加的情況下,案件數量卻大幅上升,法官人均均結案數大幅增加。法官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去做調解工作,而恰好調解工作是最能舒緩和化解當事人矛盾的環節,面對結案壓力,法官只能無奈選擇“閹割”調解環節,造成當事人積壓對立情緒和,無形中激化矛盾。

  從社會現實來探究。主要存在以下幾種原因:一是矛盾糾紛化解辦法創新不足。當前,我國處于矛盾高發期,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糾紛易發多發,對社會治理與矛盾化解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在這方面顯然有所不足,導致很多矛盾直接以訴訟程序進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已成社會矛盾的集聚地,客觀上增加了人民法院的案件數量。加之人民法院的特殊性,一方滿意必然有一方不滿, 客觀上使對立情緒直接面對法官。二是社會弱勢群體天然的“失衡意識”。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民眾的法治意識有待提高,特別是弱勢群體信訪不信法,一旦法院作出不利于自身的裁判,根本不會考慮客觀事實與法律依據,主觀認為法院偏袒他們認為的“強權”與“顯貴”,對法律、法院、法官產生懷疑,加之知識水平的限制,容易產生過激行為。三是無良媒體的“惡意炒作”。在互聯網浪潮的席卷之下,一部智能手機讓人人都可成為“自媒體”,加之有些媒體的惡意炒作,為點擊率、博眼球、搞噱頭斷章取義,故意對立當事人與法官,以輿論裹挾司法,通過網絡暴力攻擊法官,攻擊法院,達到別有用心的目的。四是懲治措施不夠精準。在兩辦《規定》與最高法《落實辦法》出臺之前,懲治加害法官的措施只有綱領性意見。以前當事人當著法官的面說知道對方的家在哪里、孩子在哪里上學,不停地進行跟蹤、騷擾,威脅時,并沒有將其作為對司法權干擾的一種嚴重行為,公安機關在處理時也不愿提供有力保障,這在客觀上也縱容了這種加害行為。五是法制觀念有待提高。在廣大的農村偏遠地區,仍有部分群眾法制觀念淡薄,法律知識匱乏。在訴訟過程中,由于法院中立消極的地位,不能過多的告知當事人如何舉證、如何應訴,在訴訟過程中就會產生對立情緒。之后對法院在執行過程中采取的強制措施,則會出現暴力抗法、襲擊法官,撕毀法律文書、褻瀆法律權威的情況,而法官在采取進一步強制措施時又更容易激化矛盾。

  三、法官人身安全保護的幾點建議

  法官的人身安全問題在頻發的惡意傷害法官事件背景下,兩辦《規定》,最高法《落實辦法》適時而出,這是更細化、更具可操作性的措施。為了使法官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保護,針對實際存在的原因,筆者提出幾點建議:

  一是提升法官的安全意識和自身素質已經刻不容緩。

  安全意識的提高一方面要法官克服因缺乏安全產生的職業焦慮與恐慌,堅定法治信仰,正確看待職業風險,有信心、有能力、有意識的保護自己,保護家人、保護無須公開的家庭隱私;另一方面要積極學習必要的安全知識、心理學知識、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善于總結經驗,評估風險隱患,在日常接待當事人時,自覺在法院專設的接待室接待當事人。自身素質的提高主要是業務素質和人格素質。提高業務素質一是主動學習新的法律法律,自覺更新知識儲備;二是主動向同事、書本、網絡學習,拿捏不準,模棱兩可的文書可按照法院程序提請相關會議討論通過;三是嚴格遵守法定程序,調解不走過場,學習調解技巧,提升調解能力,耐心做好判后答疑、案件回訪工作。人格素質的提高是在接待當事人時應自覺的以法官職業為約束,不僅以好干部的要求規范自己,更要以好法官要求自己,不該說的話不說,不該做的事不做,不該吃的宴請不吃,用真心接待群眾,耐心化解群眾矛盾,用公正彰顯法律權威。

  二是硬件保護與軟件保護必須雙管齊下。

  首先,在安保力量與設備上形成對法官保護的硬件“金鐘罩”。一是通過增加司法警察編制和外聘協警數量,確保法院自身有足夠的力量處理緊急突發情況;二是建議在審判區域的樓層安排一定的人員進行安全巡邏,確保審判人員在無法應對的情急情況下第一時間有安保人員介入;三是確保安檢設備的正常使用,有條件的地區應保證審判庭的錄音錄像設備的裝配和一鍵警報裝置,并安排專職人員監控全院審判區域和辦公區域的情況;四是將審判區域與辦公區域實行物理隔離,安裝門禁卡,非本院工作人員不得隨意進入。

  其次,是在制度上打造對法官保護軟件的“鋼化膜”。一是全面落實兩辦《規定》與最高法印發《落實辦法》,結合本地實際,建立“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強化組織保障,正視本院法官人身安全保護中的不足,及時解決困難和問題,將保障工作常態化制度化;二是制定科學合理的風險評估和應對機制,做到緊急情況第一時間能夠得到有效扼制,強制要求民事審判的承辦法官對開庭審理的案件作出風險評估,達到風險等級的確保法警值庭;三是建立法官學習處突事件與心理知識的培訓機制。邀請處突專家、心理學者定期對法官進行集中學習或者網絡學習的方式,保證法官有足夠的自我應對能力;四是建立定期輪崗制度,以分散矛盾,避免將矛盾集中于少部分法官身上;五是打造全方位的監督投訴體系。在當事人來法院立案時,明確書面及口頭告知在訴訟過程中通過合法的途徑對法官行使監督、申訴、控告的權利,對判決或裁定有異議時,可以向信訪和監察部門反映,也可以通過再審的法定程序來保護自己的權益,避免當事人沒有合法途徑反映訴求;六是向上級法院匯報工作獲得支持,建立法院異地審判執行協作制度,法官到異地審判執行時,請當地法院派出法官或法警協助,這樣可以防止異地審判或執行的法官人身安全得到保障。七是主動作為加大法院的普法力度。主動進行司法公開,通過微信、微博、微電影、庭審公開、巡回審判、法院開放日等形式讓公眾認識法律、了解法院、了解法官,理解法官。

  最后,探索設立法官人身權益保障基金形成對法官保護的“降落傘”。法官的人身安全保障應當不止于事前和事中,也應當在事后有適當的補救措施,避免傷心、傷人、傷財的再次傷害。建議可以在法院系統設立法官人身權益保障基金,符合條件的法官或者其家屬,均可申報,按照不同的傷害程度給予不同的經濟幫助、精神撫慰、甚至子女、配偶的安置等措施。

  三是法官人身安全保護必須多措并舉。 一是主動向地方黨委、政府、人大匯報兩辦《規定》、最高法落實《辦法》的主要內容,提出本院建立“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需要幫助解決的困難和問題,取得黨委、人大以及政府的有力支持;二是主動與地方職能部門對接工作,將矛盾化解在基層,化解在一線,扼殺在源頭,避免糾紛直接進入訴訟程序;三是主動與公安機關協調,推動建立適合本地實際的法官、審判輔助人員依法履職保護相關的預警、應急和聯動機制,依法從重從嚴打擊傷害司法人員的行為,有效保障法官的人身安全;四是對外宣傳上獲得媒體支持,對發生暴力抗法、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等事件,尤其是法院對此類事件的處理情況,法院應當及時通過主流媒體進行宣傳報道,達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法官人身安全保護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是在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法官人身安全問題滋生于繁蕪復雜的各類矛盾之中,有其特性,是我們應該正視的,同樣也是我們可以通過分析和研究來避免的。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化國家的當下,法律的權威不容褻瀆,法官的權威也不容挑釁,我們有足夠的制度和措施來保障法官的人身安全,也有足夠的理由去相信,法官的人身安全問題,我們會有足夠的智慧、足夠的方法去避免、去扼制、去消弭,在全社會形成尊重法律、尊重法院、尊重法官的氛圍。

  (作者單位:湖南省澧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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